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中美关系任何微小变动都会深刻影响世界
中新社记者:人们都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关乎两国,也关乎全球和平与发展。如何从中美元首面对面会晤受到的全球高度关注来理解这句话?
王帆: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而美国将长期保持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地位。中国和美国都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现实的历史背景和两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中美关系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中美关系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动,都会对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仅中美两国,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与日俱增的巨大压力以及潜在风险。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共同心愿,这也是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现实赋予两国的历史责任。
正如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会晤时所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双方需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中新社记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何选在G20期间?在全球治理进入“亚洲时刻”的当下,在印尼举行的元首会晤是否释放某种地缘政治信号?
王帆:领导人在多边会议中举行双边会晤,是元首外交中的一种形式。2018年和2019年习近平主席连续在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和大阪峰会上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新冠疫情发生后两国元首转为线上沟通。
G20峰会恢复线下举办和G20的性质,为中美元首会晤创造了外部条件。中美两国避免加剧紧张关系的意愿、共同面对的跨国挑战和走出全球经济困境的需要,是此次元首会晤的主要推动力。作为以经济合作为主题的论坛,G20峰会不同于“剑拔弩张”的安全问题会议,拥有一个相对轻松的会议氛围,有助于与会领导人通过面对面外交,更坦诚、建设性地就共同关心的发展问题沟通交流。
近期,多场重要国际会议相继在东南亚国家召开。除了印尼巴厘岛的G20峰会,还有稍早前的柬埔寨金边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G20之后的泰国曼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说明东南亚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上述三大活动都在东盟成员国举行,这是时间与地点安排上的巧合,但东盟东道主发挥的协调与沟通能力也不应被低估。即使在充满未知的环境中,东盟也会致力于让东南亚成为大国合作而非角力的场域。
在全球来看,东南亚的经济复苏稳中向好,未来很有可能出现诸如东盟和其他区域新的地区间合作框架。在地区架构层面,东盟中心地位不断形成机制化安排,为其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作用提供了可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系列的会议表明亚洲是和平合作的区域,是开放包容的区域,也是世界经济稳定的助推器,希望亚洲不被战乱所扰,不被危机所困,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留下最大的希望。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中美合作
中新社记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是中美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动,这是此前不多见的时间背景。在此背景下举行的元首会晤将对中美关系走向有何影响?
王帆:中共二十大胜利闭幕,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结束,两国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中美需要一个相互协调、战略沟通的机会,客观上也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创造了窗口期。
中共二十大上产生了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二十大报告从战略全局上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未来发展作出规划和部署。会晤中,习近平介绍中共二十大主要成果和重大意义时强调,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保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
近期,中美之间尤其是高层互动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松动”,存在止跌企稳的共同预期;二是,中方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和美国一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这也显示出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基本立场未变。
在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之际,两国都需要一次会晤来制止双边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本次会晤是一个起点,可以为一些关键的双边交流开辟更多的空间。但中美关系能否重回正轨,仍取决于美方能否尽快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中新社记者: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仍是外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和期待。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都需要中美展现领导力、合作力。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帆: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加深,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才能解决。但美国国内一些反华政治势力,将对中国的竞争和遏制扩散到了许多可以合作共赢的领域。
实际上,中美在经贸、能源、科技、教育、人文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广泛合作空间,在抗击疫情、复苏经济、应对气变、反恐、防扩散、解决地区热点等全球性议题上都承担着重大责任。双方曾携手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阻击埃博拉病毒、引领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合作办成了一件件造福世界的大事好事。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打交道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的最好选择。
特别是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曾在气候治理领域展开一系列合作,引领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变革,塑造了气候治理新格局。未来中美依然可以在气候治理领域携手合作,应对危机。
中美关系偏离轨道将严重危及世界稳定
中新社记者:从国际政治上看,美国试图通过“塑造周边战略环境”围堵中国,胁迫各国选边站队、编织各种排除中国的“小圈子”,这一做法将对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
王帆:美方把中国定义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长期挑战”,在战略围堵中国方面花样翻新,试图破坏中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
近年来,美国提出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印太战略”,重振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延续并强化了“印太战略”的实施,对印太地区的联盟结构进行了再塑,主要表现为巩固和强化四边机制、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修复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传统盟友关系,在联盟结构上呈现出“网格化”的形态特征,以此积极为“北约化”进行结构扩边准备。
所有这一切都对中美关系构成了实质性的破坏和影响。无论是挑动“全面对抗”,还是鼓吹“战略竞争”,都偏离了中美关系的正确轨道。这种偏离是危险的,代价也将是高昂的。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其用心人尽皆知。中美经贸和科技合作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进步,搞限制“脱钩”只会损人害己。
中新社记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将当前的中美关系比喻为“置身裸露电缆的潮湿车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则形容中美关系可能步入“新冷战”的“梦游综合症”。您认为中美是处于“新冷战”吗?中美元首会晤对于避免中美关系走向冲突对抗有何作用?
王帆:中美尚未处于“新冷战”,美国官方虽然也表示不希望与中国进行“新冷战”,但在行为和政策上,中美陷入“新冷战”的风险大增,因此如何避免“新冷战”是中美两国的必答题。
在动荡变革形势下,中美元首的会晤将有助于提升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两国找到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妥善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避免误解误判而导致两国关系失控走向全面冲突对抗,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约瑟夫·奈于2021年10月发表的文章,以“梦游者”隐喻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下的国家行动,要避免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握有一手好牌,但实际上是“集体梦游”最终走向战争悲剧的风险,其原文指出的是要避免中美关系走向冲突。
事实上,约瑟夫·奈也并不认同中美之间发生“新冷战”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误读,这种糟糕的说法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历史、政治和未来。审视当前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确实有集体梦游征兆。各国基于各自利益而选择对抗、竞争或者合作,但各方手段与最终目标间的逻辑似乎并不一致。约瑟夫·奈的文章提醒了我们,当行动与目标间出现矛盾,便要意识到这些逻辑互斥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日后意外的导火索。
中新社记者:中国民间舆论总是觉得,美方在对华关系的处理上“说一套做一套”,且“说的永远比做的好听”。在中方看来,美方团队一度并没有把领导人稳定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合乎逻辑的政策。在您看来,未来中美互动是否能缓解外界这种观感?
王帆:中美元首“坐下来谈”本身就传递出积极信号,有助于缓解当前局势的紧张氛围。美方在会前通过各个渠道放风,继“装护栏”说后,这次又提出要为中美关系“划清红线”等,美方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约束好自己的不当行为和挑衅行为。美国不能强加于人,也不能只限制别国,而放任自己。
习近平主席强调,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他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的“护栏设限”不能成为阻碍中国正当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手段。只有美方不越红线,中美关系才能行稳致远。中方对于搞好中美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态度更是坚决的,这一点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完)
专家简介:
王帆,外交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教学名师(2009)、一流学科卓越特聘教授、外交学院博士后工作站负责人、指导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分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安全与大国安全战略等。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重大课题及北京市课题多项。
当“地上的5G”遇上“天上的北斗” 这个万亿市场按下启动键******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9月末,我国5G基站总数已达222万个,占全国移动基站总数的20.7%,占全球5G基站总数的60%以上。
最新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北斗系统已成为面向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授时服务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北斗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卫星导航系统。
虽然最大的5G和一流的北斗,已经足够激动人心。但如果当“地上的5G”与“天上的北斗”握起手来,又将会展开一幅怎样的未来画卷呢?
“一个令产业兴奋、令百姓憧憬的万亿市场已经按下启动键。”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邓中亮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总结:天地一体、时空一体、通导一体的网络基础设施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中国应该也有能力走在全球前列。
5G+北斗是“天生一对”,让两大“大国重器”强强联手
我国先后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和5G网络,和4G相比,5G应用场景会有很大差别,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例如在重点应用方向之一的工业互联网领域,要建成智慧矿山、智慧矿井,要实现公路网、铁路网的全覆盖,都需要保证室内、高山、深谷等遮蔽和半遮蔽空间的信号覆盖,且信号不易被干扰。而在智慧交通、无人驾驶等场景,会要求通信网络在满足通信需求的同时,不仅拥有高精度时空感知能力,能通信,也要能定位。
从建设北斗到应用北斗,从中国的北斗到世界的北斗,从天上的北斗到身边的北斗……能够实现室内的精准定位是中国北斗在技术上超越GPS等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优势之一,这个在“最后一米”上的技术突破意义重大,也将会带来应用场景和产业发展上诸多新的可能性。
在邓中亮看来,可以将“5G+北斗”作为抓手,推动通信与导航的深度融合,实现能通信就能高精度定位。二者的融合可以满足全覆盖、高精度需求,相互赋能,彼此增强。
“5G是地上的网,北斗是天上的网,5G解决数据高速传输和卫星遮蔽区域高精度定位问题,北斗解决高精度授时和开阔空间高精度定位问题,5G+北斗的融合不仅可以相互赋能,还能够带来海量的高精度、高时效的地理大数据。”邓中亮说。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也曾用“天生一对”来形容5G和北斗。“5G对时间和位置提出更高要求,而卫星导航系统能够提供更高精度的位置和时间信息,因此,5G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天然融合性。”他说。
实际上,早在2006年,科技部就启动了“羲和”计划,旨在构建天地一体的时空定位系统。作为“羲和”计划室内导航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邓中亮和团队通过多年攻关,目前已经形成几百项自主知识产权和一系列关键技术。
据邓中亮介绍,“羲和”计划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是提高卫星定位的性能和精度,令其服务能力越来越强;二是实现通信信号从室外到室内的定位全覆盖,复杂环境下也能保持服务能力。
“北斗+5G融合发展是必然的,这两项‘大国重器’强强联手,将惠及国防军事、智慧城市、自然资源、通信网络、交通、电力等各行各业,带来无限可能。”邓中亮说。
当地上的通信网络与天上的卫星网络实现“通导一体”,通俗地说,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信号,告别“不在服务区”;还要能随时随地实现精准定位导航,哪怕是高山大海,哪怕车库深井,都能实现精准到米甚至亚米级别的导航。
通信与导航深度融合,“没那么简单”
基于“5G+北斗”的通信技术与精准时空技术的融合及应用,将是这些领域基础设施信息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施。
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要求,那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不被人“卡脖子”,发展和建设好一个中国自主可控的、全空域、全时域、全频域、高精度、高可靠、高可用的时空体系。
邓中亮认为,北斗+5G融合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北斗可支撑5G网络安全高效运行。比如为5G提供高精度授时与同步、百万基站管理等服务,为5G网络应用提供精准的定位导航应用,开拓基于高精度时空基准的通信业务等。
二是5G可增强北斗导航服务能力。比如5G自身可实现优亚米级的定位能力,这意味着可与北斗形成信号覆盖互补,从而实现从室外到室内、从地面到地下无缝隙衔接与定位,支撑全空域全时域定位导航服务。而5G网络本身又可成为支撑位置服务业务的通信通道。
三是北斗+5G深度融合,将形成泛在、无缝、高精度、高可信的PNT(即Positing定位、Navigating导航、Timing授时)体系,横向无缝覆盖室内、纵向拓展到水下及深空,且能在复杂环境下提供高精度、连续稳定的时空信息服务,进而服务智慧城市、无人系统、万物互联等多个场景。
理论逻辑虽然很好理解,但真正实现通导融合却“没那么简单”,需要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比如,5G和北斗是不同的信号,每个信号都会有‘噪声’,要想实现和睦相处,既能各干各的事,还可以相互增强,并不容易。”邓中亮说。
邓中亮教授带领团队研制的“羲和”系统,提出了TC-OFFEND定位与通信融合的新型信号体制。依靠这种技术,有效节约了室内定位成本,把移动通信网变成了一张既能通信的网,又能高精度定位的网。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套系统并不需要新增大量的成本投资,比如通过“隐嵌信噪”技术解决不同的信号“噪声”问题,只需要一块小小的芯片就可以实现,新增的投入成本极低。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肖翊|摄
从技术到产业,万亿级市场按下启动键
当然,看到通导融合这一发展趋势的不只是中国。美国也很早就将发展定位导航授时一体的PNT体系上升至国家战略的地位,以弥补原有GPS系统的问题和不足。但除了技术上较量,通导融合“哪家强”,最终还是要在应用上见真章。
“我国建成覆盖4G网络,投资规模超过6000亿元,5G网络的投资规模更是超过了1.2万亿元,但也只能覆盖我国的人口密集区域。而北斗卫星实现全球覆盖投资规模约为600多亿元。我国的5G网络建设投资巨大,也需要在更多的应用场景下寻找更多的商业模式,从而让其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邓中亮介绍说。
但在邓中亮看来,实验室里的技术创新突破只是第一步,要想让“5G+北斗”产生更大的经济社会价值,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化进程,共同挖掘。
《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也指出,截至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总体产业规模达到约47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中国北斗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各行业各领域,进入交通、能源、农业、通信、气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应急减灾等重点行业。中国北斗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度融合,催生“北斗+”和“+北斗”新业态,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和提质增效。
而多家第三方机构预测,按照目前北斗系统的产值增加速度,预计2025年其产业规模有望达到万亿元。来自高德地图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22年11月,高德地图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超过2100亿次,且在定位时北斗的调用率已超越了GPS等其他卫星导航系统。
邓中亮表示,实际上,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北斗已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重点和焦点所在的工业互联网领域为例,这本身就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大市场,特别希望有更多有志之士将北斗和5G与人工智能、新兴技术等融合,发展出更多新兴产业,创造更多新的商业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已经有先行者尝到了甜头。以全国北斗卫星导航应用三大示范区域之一的湖南长沙为例。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彭涛在“2022北斗规模应用高峰论坛”上透露,在长沙,北斗技术已成功应用到智能驾驶、驾考驾培、桥梁监测、野生动物追踪、水路安全、防灾减灾、司法、邮政运输、工程机械、公共安全等诸多领域。
长沙正在加快推动“北斗+5G”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应用示范,通过5G网络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技术,长沙的电动智能网联汽车能够对车辆进行高精度厘米级定位,为自动驾驶进行定位护航。目前,这套系统已在全国400多个城市上千个驾考场地中投入使用。驾考中,车辆是否压线、靠边停车是否在规定范围内,都能轻松判定。
“力争到2025年,长沙市北斗及相关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其中北斗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创建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力争创建先进制造业集群。”彭涛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