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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灿烂的年代******
影片《原野》中的男女主角杨在葆、刘晓庆与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在一起。
1994年，中国新闻社南海影业公司拍摄了电影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这是南海影业公司首次在一部电影中聚集了海峡两岸多位明星参与拍摄的商业娱乐片，这其中包括台湾电影明星胡慧中，大陆电影明星濮存昕、陈小艺、程前，歌坛明星景岗山、王洁实、谢莉斯。第一排左四为本文作者。
中新社有一个部门，虽然不负责新闻业务，但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却是本社的一个品牌，为中新社在文化艺术领域赢得了极佳的声誉，这就是中新社电影部。
在中新社即将迎来创建六十周年之际，我们这些电影人十分怀念中新社电影事业的创始人廖公——廖承志同志，怀念为中新社电影事业付出极大心血的吴江社长，怀念那些为中新社电影事业奋斗终身的同事和战友。
中新社初期成立的电影队成员只有十八人，正是这“十八条好汉”在艰难的创业时期为广大海外侨胞拍摄了《泰山南北》、《齐鲁英豪》、《姊妹易嫁》、《珍珠塔》等一大批电影纪录片和戏曲片，开创了中新社的电影事业。广大海外游子在银幕上看到了日思夜想的家乡面貌，听到了熟悉的家乡声音。这些电影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受到侨胞们热烈欢迎。
1979年，中新社各个业务部门相继重建，社领导从北京的电影制片机构调进了一批专业人员，并将电影队扩编为电影部。从此，中新社的电影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1981年，中新社第一部电影故事片《原野》投入拍摄，并以南海影业公司名义亮相，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影片直到1987年才获准在国内公映。时隔多年，该片在上映时仍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还荣获了第八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从电影《原野》诞生时起，中新社电影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年代，此后拍摄了一批优秀的电影故事片和电影纪录片。这其中有故事片《南拳王》、《八百罗汉》、《精变》、《春桃》、《老店》、《北京故事》，纪录片《中华剑术》、《末代皇帝——溥仪》、《神秘的西藏》、《婚俗奇观》等。这一大批影片的成功，在当时中国电影界和海内外观众中广为传颂，受到好评。
随着一批又一批影片投入摄制，众多的电影明星也相继加入到中新社的电影创作队伍中去。他们当中有刘晓庆、杨在葆、徐松子、陈宝国、濮存昕、陈小艺、姜文、葛优等。与此同时，电影部还迎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批电影专业人才，这为中新社的电影拍摄提供了强大的创作力量和专业技术保障。
在那个辉煌的年代，中新社电影部的电影在海外创下了极佳的票房。故事片《精变》在上海公映时，出现了清晨影院前排长龙购票的情景。《中华武术》、《末代皇帝——溥仪》在香港上映时创下纪录片票房最佳业绩。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影视合拍业务的发展。电影部率先在国内开展中港电影合拍，作品《南拳王》、《八百罗汉》、《小毛孩夺宝奇缘》掀起了功夫片的热潮；中美合拍的电影《北京故事》在海外观众中引起很大的兴趣。随后，电影部又与英国合拍了电视片《龙的心》，与台湾合拍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海棠风情》。这些电视片在海外播放时都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
在中国电影、电视各类奖项中，电影部拍摄的影视作品也均占有一席之地。影片《老店》获政府奖、《原野》获百花奖，电视剧《努尔哈赤》获飞天奖。鉴于中新社在电影摄制上的丰硕成果，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特批了每年两部故事片指标给电影部(南海影业公司)。当时能享受这种待遇的只有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央和省级电影制片厂，全国仅有十余家。那时中央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上海、长春、珠海等地举办的国际、国内电影节也都邀请中新社电影部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在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电影局还邀请电影部代表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典活动。
昔日电影部取得的累累硕果已成为历史。作为电影人，我们期待经过若干年的奋斗，中新社的电影事业能够再现灿烂星光。
(历史资料)
曾发出“最后一电”震动全国 抗日老兵卢庆贻去世****** “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是抗日战争期间震动中国的“最后一电”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 这封电报出自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约17000名中国士兵面对超过10万日军，坚守衡阳47天，打退日军多次进攻，直到弹尽粮绝时发出了这封被称为“最后一电”的电报。这封电报后经报纸报道，闻名全国，激励了国人的抗日热情。 2023年1月9日，当年发出了“最后一电”的发报员、抗战老兵卢庆贻的儿子卢先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其父亲在1月8日上午10时55分于湖南湘潭去世，享年94岁，“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要走正道，堂堂正正做人。他曾谈起战争时命悬一线的经历，但直到此前有人调查相关的历史时，他才说起自己就是著名的‘最后一电’的发报人。” 卢庆贻13岁报名参军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此前发布的文章中介绍，1941年，刚满13岁的卢庆贻报名参军，投身抗日，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1944年，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疯狂实施所谓“一号作战计划”，扼守粤汉铁路的长沙、衡阳是主战场之一。当年5月底，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主将找到中国守将的战法漏洞，狡猾地实施作战计划。当年6月，长沙沦陷，衡阳北面再无阻挡，日军大举南下进犯。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寸土不让，等待援军，但双方实力悬殊，守军只有17000余人，日军兵力超过10万人，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衡阳城狂轰滥炸。 1944年8月6日发“最后一电” 文中介绍，卢庆贻曾回忆说，1944年6月下旬，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但守军士气高涨，沉着应战，顶住敌人猛烈炮火，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日军还使用了毒气，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卢庆贻说。此后，中国军队又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强攻，但守军粮食弹药补给吃紧，援军却迟迟不到。8月6日，守军拟好了一道电报，由译电员交给卢庆贻，卢庆贻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后经由芷江空军台转往重庆。此后，卢庆贻被日军俘虏，万幸在被日军强迫劳动时逃脱，抵达贵阳后，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拍发的“最后一电”全文。 70多年后仍能背完整段电文 卢庆贻的儿子告诉北青报记者，父亲当时是部队中的电报员，当时译电员给卢庆贻的是电文代码，他自己并不清楚发布的电报具体内容，直到抵达贵州才了解到自己当时拍发的电报引发了全国热烈的反响。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70多年后，卢庆贻在接受采访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完整段电文。衡阳沦陷后，不少阵亡中国士兵遗体暴露于野，长时间没得到安置。抗战胜利后，包括卢庆贻在内的60多名第十军士兵赶到战场，用4个多月时间收集了3000多具阵亡将士遗体，全部合葬在衡阳城郊张家山一带。卢庆贻的儿子说，近些年父亲还曾和他一起去过张家山，“父亲给我讲当年这一带的情况，回忆当年的故事。”1946年，卢庆贻回到老家务农，再也没有出去。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9月3日，卢庆贻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并于当天坐上第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在卢庆贻卧房里，墙上挂着很多他参加抗战纪念活动的照片，桌上摆着各种荣誉和纪念勋章。“跟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算幸运的。无数将士官兵献出宝贵生命，才换来如今的和平生活。”卢庆贻说，“我们要珍惜和平，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 卢庆贻的儿子向北青报记者表示，目前家人正在操办老人的后事，“父亲曾给我们讲过战争的残酷，谈起他九死一生的经历。但一直没提起自己就是‘最后一电’的发报人，直到前些年有研究者得知他是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找他了解情况，老人才讲述了自己发出‘最后一电’的经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一直教育我们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要走正道，做一个正派的人。” 文/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孙慧丽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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